日治時期的臺灣，迎來了大眾媒體啟蒙的新時代。報刊、雜誌、廣播、電影等媒介，在日本人的引入與興辦之下，為臺灣開啟了近代化且大規模的傳播體制。其中，報紙以統一的書寫語言，將本島、日本內地乃至於國際上的重大事件匯聚於一刊。在當時交通尚未四通八達的年代裡，島內各地的讀者藉由每日定時的閱讀，能橫跨區域，即時共享相同的時空感與世界觀，在不知不覺間，進而凝聚出民族的共同體意識。當代人習以為常、刊載於新聞中的氣象預報，正是一例──無論是日常的氣象預報或一場風災的特別報導，民眾都能透過文字、數據或照片等形式，認識非所在地的景況，由此跨越時空界限的訊息傳遞過程，即逐漸聯繫起所有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人們。

其實，以科學觀測、數據為基礎的「氣象預報」，也是在日治時期正式引進臺灣社會。在此之前，有許多傳統農業社會積累經驗而成的天象觀測方式與衍生的俗諺，然而直到日治時期，才逐漸完善氣象觀測網，並透過報紙、國民教育課本等傳播工具導入氣象知識後，臺灣人才首次接觸到現代化的「氣象預報」。那麼，在那個氣象知識尚處萌芽期的時代，報紙中的氣象預報與現在有何異同？當時的報紙如何與民眾傳遞氣象資訊？氣象與報紙之間又存在著何種關係呢？

日治時期報紙的氣象資訊傳播

氣象預報的軌跡與臺灣本地報社的發展有相當重疊。創立於1986年，作為日治時期第一份近代化報紙的《臺灣新報》，即開始在頭版刊載每日的天氣概述。而1898年由《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合併而成，屬於日治時期臺灣發行量最大的《臺灣日日新報》，則會運用摺頁空間插入「氣象預報（日文漢字：天氣豫報）」，內容以報導全臺天氣概況、分區概況，以及前一天的溫度紀錄為主。當時的預報形式，採文字描述報導，並採用華氏計溫，尚未發展出以太陽、雲朵、雨滴示意的圖像表示法，這樣的預報方式從當代人的眼光來看，或許因缺乏視覺輔助而不那麼直觀，但僅僅一、兩行文字資訊，對於日治時期需要航海的商人、出遊的旅人或出門採買的民眾來說，已為生活中的各式安排帶來穩定性與方便性。而從當時相較粗略的預報區域劃分中，也可以發現臺北地區獨立成一類，反映出日治時期以臺北為政治經濟中心的發展方向。

日治時期的報紙除了扮演氣象預報的媒介，也同時發揮了氣象教育的功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為臺灣初期氣象系統貢獻最深的臺北測候所（後升格為臺灣總督府氣象臺，即現今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第一任所長近藤久次郎。如同當今的氣象專家時常受到媒體採訪或在個人社群媒體發布氣象觀察一樣，近藤久次郎在職期間，也持續於《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氣象學相關的「科普文章」，其涉獵廣泛，從簡介臺灣氣象特徵、颱風的連載文章，到本土節氣、氣候諺語的觀察與釋疑都能書寫；他也曾透過科學數據為文討論臺灣的雨季旱期，並對此針對日治時期的農田水利設施提出建議。如此一來，不僅使得科學化的氣象知識普及至一般民眾，同時透過傳播媒體，促進臺灣社會整體對於氣象知識的「集體心態」之形成。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颱風吹亂了出刊日程！

氣象與報紙兩個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專業領域，其實存在著緊密相依的關係。氣象預報與氣象知識借用報紙作為其傳遞的載體，而報紙則仰賴氣象的穩定，以確保準時印行、出刊的期程。日治時期，由於臺灣的紙張材料供應不足，需依賴日本海運送來新聞用紙，倘若遇上天氣不穩、海面風浪過大時，船期或貨品上岸的進度便會大受影響，這時報社就得在半夜雇用工人至大稻埕，將上岸的紙張連夜送至臺北的印刷廠，才能避免隔日出刊開天窗。

而說到天氣不穩定，每年夏、秋二季令臺灣人又愛又恨的自然現象與災害象徵──颱風，也在狂風暴雨中為臺灣的報紙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1919年8月25日B087颱風1快閃般地侵襲臺灣，所見各處滿目瘡痍，連報業也備受影響。B087颱風移動路徑為第3類西行路徑（也就是從花東一帶登陸，向西穿越陸地的移動路徑），它在25日16時登陸花蓮，並自北部穿越本島，於當日22時自中部出海，即是現今媒體中自創的「穿心颱」新名詞，全臺各地皆能感受到颱風的威力。儘管這個颱風滯留本島陸地的時間不長，未造成突出的降雨量，然而強風所帶來的災害甚大：從25日清晨起，臺北風雨便逐漸轉強，強勁的陣風導致樹木摧折、甚至連根拔起，人力車、機動車輛全數暫停行駛；河川水位更在25日夜間達到高點，洪水漫過水門縫隙、淹入大稻埕，臺北火車站站前至西門町一帶遭大水侵入，雨量至少達900毫米。這場強颱在全臺共造成158死、158傷，總計316人傷亡，房屋全倒18386棟和半倒64571棟，整體致災程度不容小覷。

雪上加霜的是，路上強風豪雨導致臺北對外通信、交通完全中斷，其他地區的災情因而無法及時送至北部的報社。同時，《臺灣日日新報》新聞部紙型工廠的煙囪也受到強風破壞，導致原定26日的報紙出刊時間延遲，報社於是在26日當日特別撰文致歉。

不過，塞翁之馬焉知非福，報社也因此爭取到重新編排新聞、統計災損的機會，因此各地災情於通信恢復後，由報社統一於第七版刊登颱風動態的變化、受災狀況的觀察、防災動員的經過等消息，後續幾日的報導也逐漸依照不同地區的災情與災損數據有效整合，並將版面集中呈現，明顯提升了易讀性，各地區的颱風狀況比起過去更加一目瞭然。

沒想到一場打亂出刊時程的強颱，意外成為報紙版面再精進的契機，顯現了氣象與報紙有密切的關係，更令人意識到氣象的影響範圍，絕不僅止於淹水、屋倒等民生面向的生活經驗，更與社會上百工百業的日常運行密不可分！

報紙帶動的災後串聯

報紙不僅在氣象預報與災害報導過程中作為即時的傳播媒介，也肩負起災後的資訊串聯與監督檢討的角色。

從唯一貫穿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中，可以發現像是1919年B087颱風過後，隔日（26日）頭版便刊登數個電力公司停電、招募活動因交通停擺而暫停的緊急公告；在災後數日，也能陸續看到報紙上刊登官民合作動員的報導、罹災救助基金捐募名簿等，報紙儼然成為災後重建資源的整合平臺。災後數日，《臺灣日日新報》也多處行文呈現出救災、防疫、救護人員冒著風雨出勤的艱辛與視察的責任感，讓需要援助的民眾知悉未來得以求助的管道。

而除了由上而下援助的身影，當然也不乏由下而上檢討與監督的聲音。災後《臺灣日日新報》便數次撰文討論災後重建的相關議題，像是當時臺灣人普遍缺乏汙水下水道建設，採用傳統堆肥方式處理家庭汙水，使得該次臺北淹水過後，家庭汙水混合進溪水、雨水，對環境衛生造成嚴重威脅。而強風吹襲下，則使遍布各地的舊式平房，其屋頂結構弱點暴露無遺，更有商人趁機哄抬重建所需原物料的價格、包租公與包租婆趁機調漲房租又吝於維修，使租屋者生活品質難以改善，種種民生大小事，都成為《臺灣日日新報》行文的焦點，藉此呼籲當局正視影響民生安全的議題，善盡媒體監督的責任。從颱風的及時救災、復興重建與未來的防災應變，報紙都站在眾人生活的第一線。

小結

透過這一場百年前的致災颱風事件與報紙交織而成的現象中，可令人發現，原來氣象與社會生活環環相扣。而儘管當今紙媒逐漸式微，當初如同《臺灣日日新報》以完整版面整合氣象資訊、主動提供民眾閱覽的方式，已逐漸轉為等待民眾滑開手機螢幕，透過各種應用程式與網頁，來逐條查看天氣預報、災後訊息的型態，不過綜覽人類社會獲得氣象資訊的管道發展：百年前，人們從抬頭仰望天空、觀察天候樣貌，到透過閱讀報紙、觀察室外的颱風警報信號標示，來提前掌握氣象的變化──即使在現代，實體的氣象資訊傳播逐步轉向虛擬的氣象資訊布達，其中不變的是，大眾傳播媒體在氣象災害發生時，依然是資訊傳遞的要角。

(本文整理：張耕佾／審閱：林博雄、蔡蕙頻／ 編輯：鄭之雅 )

註釋

1.由於1947年以前國際上對颱風並無統一命名，為進行區分與辨識，在「百年侵臺颱風路徑圖集及其應用」一書中，將1897年至1948年侵襲臺灣及其近海的189個颱風，依發生時間順序編碼，並在颱風編號在之前加一「B」，以區別1947年以後美軍聯合颱風警報中心(JTWC,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所進行的颱風編號。臺灣於1897年8月6至9日第1次觀測到由臺灣東北方海面通過的颱風即編碼為「B001」(詳情請連結https://south.cwb.gov.tw/inner/Qyon1668066135Djet)。

參考資料

1. 《臺灣日日新報》。
2. 王天濱，2002年，《臺灣新聞傳播史》，臺北：亞太。
3. 朱瑪瓏，2000年，〈近代颱風知識的轉變—以臺灣為中心的探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4. 李承機，2015年，〈日治時期的報業發展〉，臺灣學通訊編輯委員會，《臺灣學通訊》第85期，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 
5. 陳柔縉，2011年，《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經典版）》，臺北：麥田出版。
6. 蔡昇璋，2009年，〈日治時期臺灣的颱風災害與防救災措施〉，《臺灣文獻》。